有天得空，两人跑到饭店14层上吸烟。脚下车水马龙，楼房鳞次栉比，看着看着，段突然指着下头说：“将来，这里会有我的一辆车，会有我的一栋房。”
“你有病吧？”另一位不以为然。
10年过去了。
“现在，我可以告诉他，不但车流里有我的车，那那那，都是我的店。”
段云松，28岁。1991年，在北京开了第一家饺子馆；两年后，又首开了“忆苦思甜大杂院”饭庄，火爆京城，掀起了一股餐饮业的怀旧风潮；1994年底，再度爆冷，开了北京第一家茶艺馆，并由此开启了一个茶艺市场……
站在中国大饭店的大堂里，段云松并没过去拍打昔日伙伴的肩膀。他只是远远地望着，然后悄悄地走掉。坐在五福茶艺馆里，听他不经意间谈到的这件小事，我突然有了很强的采访兴趣：是什么，使两个同样是推着行李车走向社会的年轻人，有了今天如此大的差距？
“人一辈子就是在选择，一个十字路口后头又排着无数的十字路口，根本就回不了头，但你必须选下去。”
段云松说自己上学那会儿，真把父母气得够呛，不光大学没考上，眼瞅着职高快毕业了，又因为打架被学校开除。气得他当电气工程师的爸爸，几乎不认这个儿子。
他的母亲非常伤心失望，常常当面追问他，要么一人自言自语：“明年的今天你干什么？”
这句被念叨了无数次的话，连同他妈痛苦无望的表情，深刻在他心里。
1989年，他去考当时北京最好的王府饭店，招40个人，有1200多号人报名，早晨6点去排队抓号，靠着朋友现教现背的英语，还真让他考上了，这回，总算没让妈失望。
第一天他就现了眼，把一个要上厕所的客人指到了咖啡厅。随即被降职做了行李员。
他给李嘉诚、张德培、包玉刚的女儿等人拎过包。给李嘉诚拎包那次，他站在离李有四五米远的地方，真有富豪气派呵，一大群人，前呼后拥地走着，他走在人群的最后一位。
“我把这一切都暗暗地记住，那些成功人士的气质和风度，深深地吸引着我，我告诉自己，必须成功。”
门童往往是那些外国人来饭店认识的第一个中国人，他们会问段周围有什么好馆子，段云松把他们指到王府隔壁的一家中餐馆。结果每个月，他都能给这家餐馆介绍过去两三万的生意额。
餐馆的经理看上了段云松，请他过来当总经理助理，月薪600块。这钱，在当时不低，可跟王府一月人民币、外币加起来3000多块钱比，段云松还舍不得，他干起兼职。段这样描述当时的生活：
“我在王府晚班要上到早晨6点，然后找个地方匆匆睡上一觉，10点，餐厅营业时间一到，我就西装笔挺地站在大堂上，这是一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位子，几十号人，男女老少大大小小都归我管，一会儿都不闲着，一直忙到晚上。我再从墙头爬过去到王府，换上工作服做门童，哈着腰，跟在一群群昂头挺胸的人后头，拎着包，颠颠地一路小跑。这样的生活我过了4个月，最后身体和精神都有些顶不住了。我知道鱼和熊掌不能兼得，我必须做出选择。”
“如果我还做门童，收入在当时是不错的，18岁，待在一家五星级大饭店里，一月很简单地就能拿上3000块钱，别的事都不用想。但餐厅经理就不一样了，它会让我注意和想很多事，这就会有很多机会。”
很快，他出了王府，进了隔壁的餐厅，做一月拿600块工资的经理助理。
“餐馆里终日喧闹、嘈杂、虚伪，那种以钱为主色调的日子，我越来越不喜欢。”
经理助理只干了5个月，段云松就失业了，餐厅的上级主管把它转卖给了别人。
闲在家里时，有天他去看幼儿园时的老师。老师向他诉苦：我们包出去的一家小饭馆，换了5个老板都赔钱。段一听说：怎么会不挣钱？那你包给我吧。当时饭馆不像现在这么多。
琢磨来琢磨去，段云松决定专卖饺子。1000块钱起家，35平方米的店，5张小桌。简陋是简陋，但干净，四白到底。饺子都是自己和馅自己包，1两5个，皮薄馅大。
民丰饺子馆开张那天，只来了一个人，买了半斤饺子，4块钱。6个服务员，都在王府饭店干过，全出来伺侯这一个客人。吃完饺子，那人抹抹嘴说：“虽说咱没去过五星级饭店，但五星级饭店的服务，也不会比你们好到哪儿去。”
来吃饺子的人一天比一天多。赶上人多，有人干脆端盘饺子蹲门口吃，最多时，一天的流水是6000块钱，一年下来他们挣了10万块。
“我注意到，来这儿吃饭的人桌上几乎都放着大哥大。大哥大那会儿还是有钱人的象征，这些人平常都是吃海鲜的主儿。可一个客人对我说：哥们儿，不瞒您说，好长时间，今天在这儿吃的是第一顿饱饭。
“当时我就琢磨，为什么吃海鲜的人，宁愿去吃一顿家家都能做、打小就吃的饺子呢？川式的，粤式的，东北的，淮扬的，各种风味的菜都风光过一时，可最后常听人说的却是，真想吃我妈做的什么粥，烙的什么饼，人在小时候的经历会给一生留下深刻印象，吃也不例外。”
他知道自己要开什么样的馆子了，他要把饺子啦，炸酱面啦，烙饼啦，这些好吃的东西搁在一家店里，他寻摸开家大一些的饭庄。
他在院里拴了只鹅，从农村搜罗来了井绳、辘轳、风箱之类东西，还砌了口灶。起个什么名呢？一天躺床上，他突然来了灵感，就叫“忆苦思甜大杂院”吧。
忆苦思甜大杂院的红火劲儿，是他们始料不及的。大杂院只有100多个座位，来吃饭的人常要在门口排队，等着他们发号。它不光吸引来了平头百姓，有头有脸的人也慕名而来。
很多插过队的知青，成帮成伙地到他的店里聚会，说又找回当年的感觉了，有人还对饭馆小姐说：你们老板肯定是个知青，他怎么会不是个知青呢？
一股怀旧风开始弥散京城，北京街头，陆陆续续出现了“老三届”、“黑土地”等饭馆。
段云松名出了，钱也挣了，连结婚的别墅都买了。假如继续开这家馆子，踏踏实实挣钱没问题，但他觉得自己不是那种光挣钱就能满足的主儿。
“不管你穿多干净的衣服，晚上回家一闻，总有股炒菜的味道。不少来吃饭的客人，上来了啥也不要，先叫上两扎啤酒，吃饭时大叫大嚷，喝大了，就吵架骂人，人身上粗俗、丑的一面很容易暴露出来。餐馆里那种终日喧闹，嘈杂，虚伪，以钱为主色调的日子，我越来越不喜欢。”
大杂院才开一年，他又问自个儿：“明年的今天你干什么？”
“这一回不同，有一种深入骨髓不可改变的宿命的东西在……”
有一天，他要和一个台湾人见面，两人在电话里约地儿，是去饭店、酒吧、歌厅或“蹦迪”？结果那个台湾人说：都乱糟糟的，干脆哪儿也别去，上我家吧。段问你家有什么呵。他说我请你喝茶。段说喝茶有什么劲儿呵，我常喝。人家说你来吧，我请你喝的茶，跟你平常喝的茶不一样。
还真不一样。
“不锈钢茶盘，闻香杯，品茗杯，好看的茶壶，以前见也没见过，挺新鲜，就问人家是哪儿买的，他说北京没有，是从台湾带来的。台湾过来的人，很多人都带。咦，我就奇怪了，这么老沉的东西，带它干嘛，就为了喝杯茶？”
喝第一口，他觉得有些苦。那个台湾人对他说：喝，你再喝喝看。再喝，他慢慢就觉出味道来了，原来茶还可以这样喝呵。
人家还告诉他，光在台北，现在就有上千家茶艺馆，可北京一家都没有。这让来北京的台湾人很不习惯，所以好多人就这么千里迢迢，自己背来喝茶的家伙。在台湾人家里，一般都有两套茶具，一套待客，一套自用，茶喝得讲究且传统……
“我们和台湾人几十年不见，但见了就能一拍即合，而我们和外国人相处几十年，可能都拍不响一次巴掌，为什么呵，因为我们是同样文化传统的中国人。我始终对台湾人印象不错，有谦谦之风，虽然人家那里比我们发达，但传统文化保留得比咱们好。既然茶艺能在那里广受欢迎，在我们这里也是迟早的事。”
到这时，他才知道，自己喝了那么多年的茶，可对茶却一窍不通，不光他自己不了解，连他周围的人包括老人也不懂。那就找书看吧，这一看，傻了，茶的学问大了去了。
开始看，他觉得老朽，渐渐地就不行了，简直是五体投地。这个茶，不再是原先的那个茶了，这回是在中国文化里待了5000年的那个茶，那个茶很典雅，很精致，很细腻，又很博大，那个茶，能醉人。
“原来我是一个中国人呵，这想法，时不时地会从心里冒出，很难说清为什么会这样，这种感觉不太同于站在天安门广场上看升国旗，那也有一种做中国人的感觉，但这一回不同，有一种深入骨髓不可改变的宿命的东西在，这就是你，你就是这样的，不可改变。发现这一点，是有一点悲伤，但也很有一些骄傲。”
段云松要开茶艺馆了，全北京头一家，地点选在地安门。那里有鼓楼，离雍和宫不远，老北京的气味在那儿还很足。
“中国人对‘福’字真是情有独钟，所以最后我给茶艺馆起名叫‘五福’。什么叫‘五福’呢？老年人的解释是：康宁、富贵、好德、长寿、善终。而年轻人的解释是：知福、享福、惜福、造福、幸福。”
忆苦思甜大杂院开张后出人意外地红火，而五福茶艺馆开张后，却出人意外地冷清，从大俗走到了大雅，有些曲高和寡。但最关键的是茶艺馆是个干什么的，没几个人知道。
有人拎着菜篮子进来，高声问：
“老板，您这块儿有相声吗？”
“没有。”
“那有快板儿吗？”
“也没有。”
“那您有什么呀？”
“有茶呵。”
“茶？那我还不家喝去。”
“喝茶不是光解渴就得。喝茶，可以成为高品位的享受。精美的茶具、品质好的茶叶、好的水质，不同的茶要有不同的泡茶技艺，环境优雅等。我想把‘柴米油盐酱醋茶’的茶，提升到‘琴棋书画诗曲茶’上的那个茶。”
可这，一两句话也解释不清呵。不了解，也就没人来，没人来，自然就赔钱。
有天，一群喝了酒，说着粗话的人进了茶艺馆，坐在茶桌边上，段让一个茶艺小姐过去给他们服务，他要用静静的服务感染他们。
20分钟后，这群人终于安静下来，走时，他们向段道了歉。
“我敢说，出了茶艺馆15分钟内，他们是不会骂人的。人可以改变环境，但环境也可以影响人。谁会在王府饭店随地吐痰？茶艺馆虽说不是教化所，但它能让文明的人更文明，不文明的人暂时变文明一些。如果一个城市多出100家茶艺馆，而另一个城市多出100家酒馆，那晚上9点以后，两地的治安肯定不一样。”
茶艺馆到底是干嘛的？段云松煞费苦心解释不清的东西，终于有一天，让客人自己悟到了。
他是这么跟段云松说的：“茶艺馆给人一种很放松的感觉，它就像过滤器一样，把外头的喧嚣呵，躁动呵，诱惑呵，都过滤了一遍，能让心有种宁静的感觉，这可是一种久违了的感觉呵。”
北京现在已有了100多家茶艺馆，其中五福11家。段云松说北京70％的茶艺馆是他帮着开起来的，在外地，像江苏、山西、新疆、山东等地，他们也帮人开茶艺馆。
“我是在最困难的时候，开了第二家分店，我想给人一种感觉，这家店的生意一定不错，否则怎么会开第二家店呢？多一家店，就可以多吸引一些没来过茶艺馆的人，另外还可吸引一些有钱人来投资这个行业。光靠五福一家不能形成一个市场，市场是需要很多人共同培育的。”
他说：“到去年底，茶艺馆本身还是赔钱。难日子还没完全过去，但知道五福，进茶艺馆的人，是越来越多了。”
后来我问：“那你现在是不是不用再问：我明年的今天干什么呀？”
“问还是会常问。”段云松说。
